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九次访华。此次默克尔访华期间，中德双方不但签署了经贸、能源、第三方市场合作、创新、智能制造等10多个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更重要的是，双方还加快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对接进程。在《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的对接中，怎样实现互利共赢一直是业内外关注的话题，汽车制造业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也一直期待新的合作机会出现，就此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4位经济学家，共同探讨“对接”中的新机遇。
    ■对接加速促互利共赢
    《中国汽车报》：随着默克尔的第九次访华，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的合作进程也开始加快。在合作中，双方各有哪些优势可以成为促进合作的基础？
    张建平：德国是目前世界上工业体系保存最好的经济体，中国则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体。处于3.0阶段的德国，制造业已经完成了自动化，正在向智能化阶段迈进。同时，其产品质量、品牌认知度、市场美誉度都已经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这些是其向工业4.0迈进的重要支撑。中国除高铁、核电、电子通讯设备等几个领域外，大部分制造业都还处于2.0向3.0的过渡阶段。但我们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潜力，这是双方在智能制造方面合作的基础。
    袁堂军：作为传统的工业强国，德国在工业制造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无论是技术还是人才方面，包括德国式的“工匠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典范。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人力成本、规模制造等方面也积累了一定优势，尤其是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市场，这是其他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
    《中国汽车报》：在《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对接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哪些进展？双方如何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郭万达：目前，中德双方在智能制造领域已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首先，在载体方面，工业园区的建设已经铺开，遍布沈阳、青岛、佛山、张家港等全国各地，这为双方在现实层面推进合作提供了可能。其次，在行业层面，类似中德智能制造联盟这样的机构已经建立，双方可以在推进具体行业的合作方面进行更好地交流探讨。第三，在培训机制方面，南京已经设立了以德国职业教育为蓝本的职业教育机构。“德国制造”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职业教育体系的成功，培训机制的建立可以更好地推进双方在制造领域的合作。第四，在资金方面，发改委已经设立了中德产业政策基金，为双方在工业领域的具体合作提供资金支持。
    袁堂军：在这一轮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合作中，怎样激发企业的活力是关键。以汽车制造为例，过去的合资建厂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汽车制造水平的提升，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学到技术，掌握核心零部件制造技术的德国中小企业也未能走出国门。在这次面向智能制造的合作中，德国中小企业正在寻求“走出去”新途径，而我们在这些领域也亟待提升，双方合作可谓恰逢其时，很容易实现互利共赢。
    赵英：在具体的对接过程中，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以汽车制造为例，过去双方在合资合作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接下来，如何通过合作共同推动两国汽车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关键。比如，在生产方式、行业标准、技术研发等方面，双方还需要共同探讨和推进。
    ■中小企业是合作主力军
    《中国汽车报》：在《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对接中，中国制造业应该把握好哪些环节才能更有效地助推《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
    张建平：目前，“中国制造”正处于从2.0向3.0迈进的进程中，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自动化水平亟待提升，这正是我们可以从传统制造业强国德国身上学习的地方。同时，在迈向智能化的进程中，中国制造业一方面可以和德国的工业企业合作，学习他们先进的制造技术、管理方法等。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新技术的研发方面加强合作。在迈向智能化的道路上，如果双方的方向一致，可以加强技术、研发的合作，包括可以尝试构建技术专利联盟的形式以实现专利共享等。
    袁堂军：德国的工业基础之所以能如此强大，离不开很多“隐形冠军”企业的支撑。这些企业规模不大，但在某一特定领域有自己的优势。此次德国与我国合作的重点企业就是这些中小企业，如果能把这些中小企业引入我国市场，将加速我国制造业的升级。过去几十年，我国制造业对外合作的多是大型企业，尤以汽车业最为明显，但我们的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一些核心零部件仍需从国外进口。这次借助中德双方的合作，这些中小企业有望走出德国，进入中国，这对我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将会有很大帮助。而我国正在推进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体也是中小企业，双方在这一层面高度契合。
    赵英：从内涵上看，《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还是有区别的。“工业4.0”主要是指先进生产方式的提升、改进，这也正是德国提出4.0概念的原因，目的是继续保持其工业领先地位。而《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中除了有先进生产方式的内容外，还有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包括提升产品、技术、管理等方面水平的任务。如何让双方在对接合作中找到结合点，是能否实现互利共赢的关键。
    ■构建创新发展大环境
    《中国汽车报》：在借助双方合作助推我国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赵英：近年来，中德领导人互动频繁，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升温，为民间合作奠定了基础。默克尔去年和今年访华主要都是围绕双方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合作，这也促成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对接。但这些更多是来自上层的合作，怎样让合作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浮于表面是关键。
    同时，在合作中，我国制造业不仅要在硬件方面做好准备，还要加强软件方面的储备，尤其如汽车业等制造业重点领域，更要做好准备，借4.0的优势实现自身的进步，才能让“对接”有实际意义。
    张建平：怎样构建创新发展的大环境是决定双方合作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制造业还存在税费重、融资难、政府干预多等问题，这一点在汽车制造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准入门槛太高等。让我国制造业轻装上阵，真正实现创新合作，还需为制造业“松绑”。
    对于汽车业而言，虽然近几年我国自主品牌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尤其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对外依赖度还很高。怎样借助中德双方在技术、文化、管理理念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品牌能力是当下汽车制造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袁堂军：此次借助默克尔访华的契机，双方在政府层面达成了合作共识，对我国制造业的升级是积极信号。但是，我国制造业的升级还需要政策环境的支撑，无论是贸易层面的政策支持还是企业合作领域具体的制度管理。我们需要更加开放、灵活的体制机制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郭万达：尽管在国家层面两国已经达成推进智能制造的共识，但有没有一个合作框架支撑民间机构具体操作，有没有形成常态的推进机制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德两国的制造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双方选择哪些领域、哪些方向合作需要谨慎评估。
    另外，在教育培训领域，我们能不能真正把德国的职业培训管理体系借鉴过来，能否把包括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在内的知名教育机构请到中国来，深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这些也是目前“中国制造”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