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截至2014年11月27日，我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突破3亿大关，其中汽车驾驶人2.44亿人。全国民用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64亿辆，其中汽车1.54亿辆。驾驶人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汽车数量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
    “大发展”：人车数量井喷增长
    我国快步跨入汽车社会
    1956年，新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我国汽车工业正式开端，经过二十多年曲折发展，至1978年，全国汽车数量仅有120万辆，驾驶人18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汽车消费需求迅速释放，近十年汽车及驾驶人高总额高增长特征明显，年均增速超过10%，年增量超千万。
    驾驶人“排浪式”增长，四年新增“一个亿”。自改革开放以来，驾驶人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增长的数量越来越大，呈现排浪式迅猛增长的态势。建国后至2003年，全国驾驶人数量达到1亿人，实现第一个“一亿”用了整整54年的时间。至2010年，驾驶人快速增加达到2亿，年均增量超过千万，实现第二个“一亿”只用了7年的时间。至2014年11月，驾驶人突破3亿大关，年均增长超过两千万，增长迅猛，实现第三个“一亿”仅用了短短4年的时间。
    汽车驾驶人比例攀升，汽车出行成为交通常态。群众机动化出行方式经历了从小型化到大型化、从摩托车到汽车的转变。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是摩托车发展的黄金二十年，摩托车及驾驶人占机动车比重达到60%，机动化出行属于摩托车主导的时代。进入新世纪，群众提升生活品质的刚性需求，加上政策刺激，汽车消费持续升温，汽车及汽车驾驶人占比逐年攀升，所占机动车及驾驶人比率已分别达到58.5%和81.1%。汽车取代摩托车成为交通出行的主体，交通出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汽车驾驶人的群体结构变化明显，女性、低龄、老年小汽车驾驶人数量激增，其中女性驾驶人从十年前的300万增长到6059万，增长了19倍；25岁以下低年龄驾驶人从221万增长到2744万，增长了11倍；60岁以上老年驾驶人从10万增长到393万，增长了38倍。
    亿万家庭实现汽车梦，我国全面进入汽车社会。2000年，全国私家小客车数量仅有300万辆，平均每百户家庭才拥有1辆私家车。按照国际惯例，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20辆汽车是正式进入汽车社会的标志。目前，私家小客车数量已达到1.04亿辆，是2000年的35倍，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25辆私家车。北京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63辆私家车，广州、成都等大城市每百户家庭拥有私家车超过40辆。汽车已从少数人的奢侈品成为普通家庭的消费品。全国35个城市汽车超过百万辆，北京、成都、深圳等10个城市汽车超过200万。我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人们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奇迹。
    “大变化”：驾驶人社会属性深刻变化
    培养和管理方式跨越式变革
    随着我国汽车化进程不断加快，群众学车考证需求迅猛增加，驾驶人占成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已达30%，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为机动车驾驶人。驾驶人的社会属性、培养模式、管理方式较以往发生了深刻变化。
    驾驶人社会属性从“职业化”到“大众化”深刻转变。汽车驾驶从“生产职业”向“生活技能”转变，驾驶人从职业化到大众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改革开放前，汽车驾驶员大多是国营运输企业职工，汽车驾驶作为一种职业，是只有少数人才掌握的驾驶技能。随着私人汽车迅速增加，汽车进入家庭，学习和掌握汽车驾驶技术不仅仅是求职和谋生的需要，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和社交必备的基本技能。驾驶人属性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是运输企业封闭式管理、具有明显附属特征的“单位人”，而成为接受公共管理服务、个体相对独立的“社会人”。《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以前“驾驶员”的称谓调整为“驾驶人”，从法律层面正式确认了其社会角色的深刻变化。据交通运输部统计，目前全国从事营运的驾驶人仅占全部驾驶人的7%，绝大多数驾驶人为非职业司机，给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服务提出了新的课题。
    驾驶人培训考试模式由“难”到“易”再到“严”不断调整。早期作为职业化的驾驶员，通常是由所属运输单位以“师傅带徒弟”方式培养，主要采取一对一跟班学习，周期长、领证难。随着驾驶人向非职业化的转变，社会群众培训考证需求剧增，传统的职业化培训模式逐渐暴露出不系统、不专业、培养慢等不适应问题。社会化培训机构应运而生，驾驶培训成为新的行业，驾驶人培养模式实现由“跟班学徒”向“专业培训”转变。目前，全国已有驾驶培训学校12556所，每年培训学员3000多万人，较好适应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针对社会化培养暴露出的“背法规”、“记口诀”应试教育问题，考试制度不断调整完善，增加了山区隧道复杂路况考试、雨雾天紧急情况处置考试、安全文明常识考试，更加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驾驶人考试标准、考试程序、考试结果越来越严格规范。
    驾驶人管理方式经历从“政策规范”到“依法治理”深刻变革。1986年国务院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首次实现对驾驶人全国统一考试、发证和管理。针对驾驶人群体属性特点变化发展，驾驶人管理逐步实现法律法规体系化，管理服务一体化，有效性、针对性、服务性不断增强。突出依法治理，为贯彻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部发布“史上最严交规”（公安部123号令）等8个部门规章，调整改进考试项目内容，严格考试标准程序，加大严重交通违法记分，促进提高驾驶人安全守法文明素质。近两年，驾龄1年以内新驾驶人被查处的违法起数同比下降44.9%，引发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9.7%、21.4%。因超速导致的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下降34.9%、35.9%；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5%、39.3%。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1.03亿驾驶人因连续六年无满分记录，依法换领了十年有效期的驾驶证。突出分类管理，对大中型客货车、营运等重点驾驶人，在资格准入、违法处罚、日常管理、退出机制等方面设立了更加严格条件，放宽私家车驾驶人体检、换证等限制要求。针对不同驾驶人群体，深入开展交通安全进单位、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全面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设立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促进提高全民文明交通素质。近两年，大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人被查处的交通违法同比下降30.1%、24%。突出服务民生，坚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不断简化办事流程，简化审批手续，补换证当日办结、社区服务站上门服务、互联网预约考试、私家车6年免检等100多项服务群众措施落地，为全国3亿驾驶人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
    “大挑战”：驾驶人安全文明素质亟待提升
    汽车社会并发问题日益凸显
    汽车使用合理好似“宝库”，提供给人们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使用不当过度便成“魔盒”，带来了死伤事故、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种种矛盾和问题。解决好汽车时代并发问题，服务好各类交通参与者，是政府和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安全之痛----交通事故死伤总量仍然很大。面对交通大发展、出行大变化的复杂局面，国务院建立了道路交通安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发布了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实施了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坚持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事故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逐年下降。特别是群死群伤的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每年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由1996年的历史最高点80起，降至2013年的历史最低点16起。但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绝对量仍然很大，全国每年大约有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0多万人在事故中受伤，数万家庭饱受亲人离世之痛。与成熟的汽车社会国家相比，我国交通事故发生率和致死率偏高，远远高于发达国家，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文明之失----驾驶人安全文明素质亟待提高。汽车社会来势迅猛，我们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汽车增长进程。但是，与快速的汽车化进程相比，汽车文化的积淀和汽车文明的养成尚不匹配，交通参与者特别是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陋习较为普遍。每年发生的交通违法数以亿计，超速、超载、超员、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和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现象大量存在。死亡交通事故中，90%以上是因驾驶人交通违法行为导致。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发生的恶意碾压受害人的“小月月事件”、“明星醉驾事件”等等，冲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达到了汽车社会的标准，但在质量上与成熟的汽车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全社会的交通安全观念有待大力加强、交通文明意识有待大力强化，交通行为规则有待大力规范。
    社会之重----环境承载与管理资源压力倍增。在汽车化浪潮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不少城市机动车“高增长，高拥有，高使用，高密度”特征显著，城市交通和空气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一些地方出现的大范围交通拥堵，大面积、长时间重度雾霾，反映出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出了社会环境的承载能力。与环境承载无力相比，社会管理资源同样不堪重负。如全国机动车、驾驶人、公路里程数量分别比1987年交通管理体制改革时，增长了23倍、24倍和3.4倍，而交通警察仅增加了1.7倍，一些地方十年来警力近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全国每年报名学车考证人群需要考试1亿多场次，考试民警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一些大城市约考难、积压多问题突出，尚不能及时满足群众的需求。道路交通亟需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改革创新释放潜能的包容性、内涵式发展道路。